对于本月结束的印度选举，以及印度教右翼胜选带来的眼前威胁，纳格什·饶提供了理解背景。

印度的议会选举开始于四月初，持续到五月中旬，在选举前夕，进步的知识分子，活动家和组织敲响了警钟，对印度教右翼候选人纳伦德拉·莫迪胜选后的前景提出了警告。

在《印度》杂志上，发表了一份著名左翼知识分子的声明[1]，开头就说，“在独立后的印度，以前从未有政治力量，带头组织致力于创造一个印度教国家[Rashtra]，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这样的力量成了当权的大热门”。 同样，萨尔曼·拉什迪，迪帕·梅塔等人警告说，莫迪的选举“对于印度作为一个珍惜包容理念之国家的未来，将会是恶兆。[2]”

记者和人权活动家普拉夫尔·比德外（Praful Bidwai）发出了更强的警告[3]：

如果莫迪赢了，他的政权可能会更糟[比英迪拉·甘地在1975-76实施的紧急状态法更糟]，对公民和政治权利作制度性的攻击，挤压一切合法的反对派，专断推行企业主导型经济议程，并进一步把社会军事化和小区化，引发对尽责公民的骚扰，取缔和镇压持不同政见者。

这个警告是有道理的。 纳伦德拉•莫迪是全国志愿者协会（RSS或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的前pracharak（字面意思：宣传员），全国志愿者协会的用处是作为法西斯组织Sangh Parivar（联合家庭）的骨架，即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团体“家庭”的思想和组织骨干，该团体包括如巴让•达尔（Bajrang Dal）和希夫•塞纳-马恩省（Shiv Sena）那样的激进干部组织。

印度人民党（BJP，或Bharatiya Janata Party）是联合家庭（Sangh Parivar）的议会派。 经过1990年代和2000年以来，印度人民党一跃成为国大党最大的挑战者，而国大党是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的政治主导力量。目前，印度人民党在议会领导的反对派联盟称为‘全国民主联盟’（NDA），而国大党领导的政党执政联盟称为‘团结进步联盟’（UPA）。

莫迪获得人民党总理候选人提名，此事被许多人视为党内发生全国志愿者协会（RSS）政变的一个证据，政变把其老的党卫兵边缘化。 老的党卫兵由疯狂的沙文主义者和专横的他们自己组成，但他们现在说话却比狭隘专制的莫迪要 “温和”。

莫迪任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主持了最近记录中最恶劣的反穆斯林大屠杀之一，事发在2002年的春天，造成1000多穆斯林丧生，超过1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

人民党同全国志愿者协会（RSS）关系并不总是顺利的，因为选举联盟政治的偶然事件，有时会在推进印度教目标的各自战略之间插入楔子。 但可以这么说，这些都是家庭争吵。

选择资本家的候选人

当然，莫迪是全国志愿者协会（RSS）的选择，但他的力量之源在于同他连结的大资本。面临放缓的经济和来自工人阶级的越来越大的抵抗，印度的大部份资产阶级接受了他，希望借此进一步巩固他们的财富和权力。

    《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4]捕捉了出现在各级商人中间的眩人热忱。 “关于纳伦德拉•莫迪的崛起，有一些令人兴奋的东西”，在大标题下文章一开头就说，“印度需要一个动荡，而选莫迪是值得的冒险。”

同样，莫迪诉求于不断增长的城市中产阶级，后者对消费资本主义的享乐追求和超级富豪对过度享乐的偶像化之所以相匹配，其原因仅仅是他们都漠视平民群众的困境（和斗争）。 就像希夫·维斯瓦讷坦（Shiv Visvanathan）在 印度<激进社会主义者>(Radical Socialist.in)网站上所写的[5]，“中产阶层在莫迪身上看到了决定性的，指向安全的，以发展为中心的，关注城市的政治家，他说出了他们对穆斯林，混乱，安全的所有恐惧，并把它转化为成一个巨大选票库。”

这一切的大背景，是90年代初在印度开始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其目标是通过拆解过去几十年里所谓“许可证统治”这一掣肘的官僚监管制度，以调整经济结构。

大型公共部门企业被私有化或关闭。 经济特区设立了，它成了外国投资者的逃避税收和监管的天堂。 外国和国内投资增长，以及近二十年7-9％的增长率使得印度社会的最上层有了一个巨大的财富积累。

根据福布斯数据，印度56个亿万富豪共拥有近2,000亿美元的净资产，而《印度》杂志的一篇报告[6]断定，该国7,850“超高净值”个人的财富为950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国家年度GDP的一半。

但多年的高速增长结束了。正如经济学家迈克尔·罗伯茨所报导的[7]，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印度经济已开始放缓，在过去的两年里，投资率从以往十年中平均大约12％的比率已经骤降至接近零。 与此同时，城市的不平等创历史新高，农村的不平等也升高。

为了推广其民粹主义信用，国大党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UPA）政府颁布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改革，如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承诺为每个农户提供100天雇佣劳动；适度增加粮食补贴给穷人；还有良性修改臭名昭著的殖民时代土地收购法案。

但这个稀薄的民粹主义影响不大，因为多年经济强劲的增长未能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还有一连串耸人听闻的数十亿美元腐败丑闻，涉及到工业和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更进一步消去了其影响。

由于其裙带关系，同大企业的联系，以及针对被压迫种姓和少数民族“选票库”的机会主义呼吁，国会名誉扫地。 莫迪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团结进步联盟（UPA）政府的失败。

正如新闻记者席达特·瓦拉达拉金（Siddharth Varadarajan）所说的那样[8]，“莫迪有今天--- 达到权力顶峰---并非因为这个国家正变得更加社会化，而是因为印度企业部门正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了。” 印度资本对经济放缓的回答是削减福利，取消给穷人的食品和燃料补贴，增加退税，并进一步放松对获得土地森林的限制，以便利开采和抽取资源。

大企业离开国会 --- 国会现在被看作是“优柔寡断”和不可靠的--- 转向莫迪，瓦拉达拉金写道，是“一个警讯，说明孕育在印度经济中的寻租行为和任人唯亲的深刻危机，因为现在自由化的直接收益可能已达到了其自然极限。”

因此，莫迪的竞选演说围绕的主题也是“发展”和“善治”，并且以“古吉拉特邦模式”作为证明。

但这一模式还有更亮眼的东西。 尽管古吉拉特邦拥有全国第二高的人均收入，但在2003年至2012年期间它也出现了近5000名农民的自杀事件[9]。在2013年，古吉拉特邦有该国第7高的GDP增长率，但农村消费增长方面仅排名第13位。 根据经济学家C·P ·钱德拉舍卡尔（C.P. Chandrashekhar）和加亚提·戈什（Jayati Ghosh）[10] 的说法，古吉拉特邦的工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认为“按照所产生的实际收入计算，古吉拉特邦男性临时工在印度全国范围内是处于底部的。”

前面的危险

强调“古吉拉特模式的同时，” 莫迪并没有远离明确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主题。 他在该国东北部的演讲谈论的就是这方面。 在这里，来自孟加拉国的“非法移民”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被政客用来煽动民族和种族沙文主义。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竞选演说中，莫迪荒谬地指控阿萨姆邦政府杀害犀牛清理土地以便利孟加拉国移民[11]。 稍后，在西孟加拉国邦城市塞兰布尔（Serampore），莫迪呼吁驱逐移民[12]，称5月16日---选举结果将在这一天公布---孟加拉国人将被要求“收拾行囊。” 但是，并不是驱逐所有的孟加拉国移民：他说，印度教移民，必须受到欢迎和容纳；这证明了莫迪反孟加拉国人的立场，事实上是反穆斯林的[13]。

选举前的几个月上演了几幕暴力剧，包括2013年8月和9月的穆扎法纳嘎（Muzaffarnagar）骚乱[14]，至少有62人丧生，还有数万穆斯林逃离家园。

因此，左翼人士对莫迪的恐惧就不奇怪了。 但并非所有人都在敲响警钟。 拉玛昌德拉•古哈是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最近写道：“害怕...纳伦德拉•莫迪将开创一个‘法西斯’时期的人，或者甚至害怕他在印度会实行紧急状态法那种统治的人，低估了我们民主制度的力量，低估了我们联邦制度的稳固性。[15]“

古哈可能是正确的，撤销宪法和建立一个印度教神权政治可能不是迫在眉睫的。 但是，社会主义活动家和学者孔拉尔·恰托帕迪亚（Kunal Chattopadhyay）[16] 针对这种自满警告说，如果古哈贬低左翼的警告，说那多半是散播恐惧，那么古哈的态度会鼓励其它的自由主义者，如社会学家安德烈·彼特意尔（Andre Beteille），走得更远并宣布支持莫迪 [17]。

此外，宪法还内置有充足的镇压能力。 对克什米尔持续的军事占领，猖狂滥用武力和违反人民意愿，都无需在新德里中止宪法，在恰蒂斯加尔邦和比哈尔邦持续镇压原住民和被剥夺者也无须中止宪法。 那个臭名昭著的武装部队特别权力法和其它许多镇压机制，让政府有大量的空间进行压制，实行短期戒严。

“人权观察”有一份报告[18]指出，印度尚未批准反酷刑公约和反强制失踪公约：“‘人权观察’有档证明，根据印度法律，有罪不罚的做法，往往是允许的。” 印度政府用军队来维护其在次大陆大部分地区统治，不只是在克什米尔而已，而印度的“民主制度”和“稳固的联邦主义”与这个军队很容易的共存一起。

一个莫迪政府会助长本已复苏的印度教大军：它将把在聚会上和在酒吧里殴打妇女的业余道德治安者[19]合法化，把迫使进步记者沉默的暴徒[20]，把希望禁止女性穿牛仔裤和使用手机[21]的村民委员会（Khap Panchayats），把恐吓贱民村和居民区的许多上层种姓暴徒合法化 [22]。

尽管经济放缓，但目前印度的资本不会面临左派或劳动阶级对其统治有威胁的挑战。 尚不会抛弃民主宪法，眼下还不会把国家统治权力移交给普利文·托嘎地阿斯（Praveen Togadias）和巴巴·拉姆德福斯（Baba Ramdevs）。

不过，尽管从上面实行一个法西斯政权的可能性并不是迫在眉睫的，但‘联合家庭’组织的干部将因莫迪的胜利而加强。抵御这些力量，对于左翼人士是一个持续的挑战。

是否有替代的办法？

需要说的是，所谓的“莫迪浪潮”(Modi Wave)在很大程度上是媒体的炒作，反映的是莫迪财大气粗的竞选，也表明记者按照其赞助者和老板定的曲调而按部就班地起舞。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莫迪竞选议会席位的瓦拉纳西有活动分子发来报导[23]说，在工人和被压迫种姓中间，莫迪获得的支持相当薄弱。 同样，在北方邦和比哈尔，这是人民党必须大赢的两个州，这个浪潮可能没有获得真正的落实。

尽管在印度进步人们中间，对莫迪胜选的前景感到惊愕甚至恐慌，这种情绪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大部分竞选报告都低估了抵抗新自由主义及其影响的重要性。 财富在印度社会最上层积累---  阿伦达蒂·罗伊称之为“暴发户”经济--- 同时受到国大党政府和印度人民党政府的政策允许，所以在此整个期间出现了一个经济政策的显著连续性。

另外，有反对新自由主义优先次序的抵抗存在：从兰迪格兰（Nandigram）和辛古（Singur）的反征地运动，到德里/ NCR地区的汽车厂不断增长的工业区斗争 [24]，再到2010年，2012年和2013的总罢工； 直至米提维提（Mithi Virdi）和库丹库拉姆（Kudankulam）的反核电抗议 [25]。

但这些斗争至今还未能够力挽狂澜。 汽车厂的工人面临着可怕的镇压，许多激进的工会会员被关押在监狱里近两年（尽管这样，马鲁蒂铃木工人工会最近获得了重大胜利，推翻了老板成立一个傀儡工会的企图[26]）。

主要从上而下宣布和领导的总罢工，在扎扎实实加强工会的密度或工人自治组织方面，做得不够。 反对库丹库拉姆核电厂的英勇斗争未能阻止其建设，其最突出的领袖，S·P·乌达亚孔马（S. P. Udayakumar）在受控煽动领导抗议活动后，被迫躲藏起来。

虽然这些斗争指向工人阶级另一选择的潜能，但他们迄今未能对资产阶级政治构成严重挑战。

凡人党（AAP）的出现表明，人们是如何地疏远人民党和国会的。

凡人党（AAP）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党（就像任何其它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 --- 一个可能无法保持其内部凝聚力的大帐篷。 但它的群众支持表明对变化的渴求。如果不是几十万，那么起码是数万城市青年已经政治化，打破了对王朝政治的长期的忠诚，正在学习运动和组织的方方面面。

如果凡人党（AAP）的反腐败平台已经获得了进步活动家的支持的话，那是因为有组织的左翼仍然薄弱和零散的缘故。在印度共产党（CPI）和印度马克思主义共产党（CPI-M）的带动下，议会左翼乱了阵脚，在西孟加拉国邦上次选举的惨败后，其势力正在抚平伤口。

而在西孟加拉国邦州政府掌权时，印度马克思主义共产党（CPI-M）把自己作为西方跨国公司一种更“可靠”的盟友，从加尔各答街头驱逐了近10万贫民窟居民，增加对工会的限制，以防止罢工和工作抗议行动，并聘请美国公关公司麦肯锡公司在海外提升自己的形象。印度马克思主义共产党（CPI-M）证明了自己是新自由主义的自愿帮凶，并在2011年的民调中受到惩罚[27]。

此外，共产党远未提出替代资产阶级政治的方案，而是积极鼓励大印度民族主义，赞同印度对克什米尔和曼尼普尔邦的新殖民占领的“印度理想”。在反种姓斗争中，共产党充其量只是软弱的盟友，并在自己的队伍中积极实行种姓制度，要不就对其视而不见。

在共产党之外，还有一个小规模但在增长而且充满活力的左派，他们越来越明显的出现在罢工工人的纠察在线，出现在反对核电的农村运动中，出现在校园支持达利特（Dalit）学生的权利，并为争取妇女权利在街头抗议和反对强奸。

如果莫迪获胜，非斯大林主义左派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在莫迪统治下，建立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社群主义和种姓制度的革命组织会变得更加困难。但在印度历史上最令人不安的选举之一中，这种新兴的左派，以及它参与的多样化斗争，带来了希望。

非常感谢提提·巴特查亚（Tithi Bhattacharya），菲尔·加斯珀，普拉纳夫·贾尼（Pranav Jani）和斯讷哈·辛嘎维（Snehal Shingavi）对本文初稿的批评。